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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結(jié)算梅
不屑與凡桃俗李在春光中爭艷,
而是在天寒地凍、萬木不禁寒風(fēng)時,
獨自傲然挺立,
在大雪中開出繁花滿樹,
幽幽冷香,隨風(fēng)襲人。
掛圖延伸:
梅蘭竹菊
“四君子”是中國畫的傳統(tǒng)題材,以梅、蘭、竹、菊謂四君子。是傳統(tǒng)寓意紋樣。明代黃鳳池輯有《梅竹蘭菊四譜》,從此,梅蘭竹菊被稱為“四君”。畫家用“四君子”來標(biāo)榜君子的清高品德。《集雅蔡梅竹蘭菊四譜小引》:“文房清供,獨取梅、竹、蘭、菊四君者無他,則以其幽芳逸致,偏能滌人之穢腸而澄瑩其神骨。”四君子并非浪得虛名,確實各有它的特色:梅,剪雪裁冰,一身傲骨;蘭,空谷幽香,孤芳自賞;竹,篩風(fēng)弄月,瀟灑一生;菊,凌霜自行,不趨炎勢。
關(guān)于梅蘭竹菊對梅蘭竹菊的詩一般的感受,是以深厚的民族 文化精神為背景的。梅蘭竹菊,占盡春夏秋冬,中國文人以其為“四君子”,正表現(xiàn)了文人對時間秩序和生命意義的感悟。梅高潔傲岸,蘭幽雅空靈,竹虛心有節(jié),菊冷艷清貞。中國人在一花一草、一石一木中負載了自己的一片真情,從而使花木草石脫離或拓展了原有的意義,而成為人格襟抱的象征和隱喻。
大凡生命和藝術(shù)的“境界”,都是將有限的內(nèi)在的精神品性,升華為永恒無限之美。
梅
詠物詩中,很少有以百首的篇幅來詠一種事物的,而對梅花完成“百詠”的詩人最多。梅花最令詩人傾倒的氣質(zhì),是一種寂寞中的自足,一種“凌寒獨自開”的孤傲。它不屑與凡桃俗李在春光中爭艷,而是在天寒地凍、萬木不禁寒風(fēng)時,獨自傲然挺立,在大雪中開出繁花滿樹,幽幽冷香,隨風(fēng)襲人。 從梅花的這一品性中,中國詩人們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人格模式,就是那樣一種“沖寂自妍,不求識賞“的孤清,所以詩人常用“清逸”來寫梅花的神韻,如宋代“梅妻鶴子”的林和靖那著名的詩句:“疏影橫斜水清淺,暗香浮動月黃昏”。“清逸”不僅是古代隱士的品格,而且是士大夫的傳統(tǒng)文化性格。梅花所表現(xiàn)的正是詩人共有的一種品質(zhì),因而詩人倍加珍愛。 梅花以清癯見長,象征隱逸淡泊,堅貞自守。那“高標(biāo)獨秀”的氣質(zhì),倜儻超拔的形象,使詩人帶著無限企慕的心情,以一往情深的想象,盼望與梅花在一起深心相契的歡晤:“雪滿山中高士臥,月明林下美人來。”梅花的冷香色,含蘊著道德精神與人格操守的價值,因而深為詩人所珍視。
蘭
空谷生幽蘭,蘭最令人傾倒之處是“幽”,因其生長在深山野谷,才能洗凈那種綺麗香澤的姿態(tài),以清婉素淡的香氣長葆本性之美。這種不以無人而不芳的“幽”,不只是屬于林泉隱士的氣質(zhì),更是一種文化通性,一種“人不知而不慍”的君子風(fēng)格,一種不求仕途通達、不沽名釣譽、只追求胸中志向的坦蕩胸襟,象征著疏遠污濁政治、保全自己美好人格的品質(zhì)。蘭花從不取媚于人,也不愿移植于繁華都市,一旦離開清幽凈土,則不免為塵垢玷污。因此,蘭花只適宜于開在人跡罕至的幽深所在,只適宜于開在詩人們的理想境界中。
宋人鄭思肖在南宋滅亡之后,隱居吳中(今蘇州),為表示自己不忘故國,坐臥都朝南方。常畫“露根蘭”,筆墨純凈,枝葉蕭疏,蘭花的根莖園藝,不著泥土,隱喻大好河山為異族踐踏,表現(xiàn)自己不愿生活在元朝的土地上,不與統(tǒng)治者同流合污的氣節(jié)。寥寥數(shù)筆,卻筆筆血淚。倪瓚曾為其題詩:“只有所南心不改,淚泉和墨寫《離騷》。”所以,詩人愛蘭詠蘭畫蘭,是透過蘭花來展現(xiàn)自己的人格襟抱,在蘭花孤芳自賞的貞潔幽美之中,認同自己的一份精神品性。
竹
竹在清風(fēng)中簌簌的聲音,在夜月下疏朗的影子,都讓詩人深深感動,而竹于風(fēng)霜凌厲中蒼翠儼然的品格,更讓詩人引為同道,因而中國文人的居室住宅中大多植有竹子。王子酞說:“何可一日無此君!”蘇東坡說:“寧可食無肉,不可居無竹。無肉令人瘦,無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,士俗不可醫(yī)。”樸實直白的語言,顯示出那悠久的文化精神已深入士人骨髓。
明月如霜,好風(fēng)如水,涼爽的閑庭中,翠竹依階低吟,挺拔勁節(jié),清翠欲滴,婆娑可愛,既有梅凌寒傲雪的鐵骨,又有蘭翠色長存的高潔,并以它那“勁節(jié)”、“虛空”、“蕭疏”的個性,使詩人在其中充分玩味自己的君子之風(fēng)。它的“勁節(jié)”,代表不屈的節(jié)*;它的“虛空”,代表謙遜的胸懷,它的“蕭疏”,代表詩人超群脫俗 。
菊
如果說,冬梅斗霜冒雪,是一種烈士不屈不撓的人格,春蘭空谷自適,是一種高士遺世獨立的情懷,那么,秋菊才兼有烈士與高士的兩種品格。晚秋時節(jié),斜陽下,矮籬畔,一叢黃菊傲然開放,不畏嚴霜,不辭寂寞,無論出處進退,都顯示出可貴的品質(zhì)。
兩千多年以來,儒道兩種人格精神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士大夫,文人多懷有一種“窮則獨善其身,達則兼濟天下”的思想。盡管世事維艱,文人心中也有隱退的志愿,但是,那種達觀樂天的胸襟,開朗進取的氣質(zhì),使他們始終不肯放棄高遠的目標(biāo),而菊花最足以體現(xiàn)這種人文性格。詠菊的詩人可以上溯到戰(zhàn)國時代的屈原,而當(dāng)晉代陶淵明深情地吟詠過菊花之后,千載以下,菊花更作為士人雙重人格的象征而出現(xiàn)在詩中畫里,那種中和恬淡的疏散氣質(zhì),與詩人經(jīng)歷了苦悶彷徨之后而獲得的精神上的安詳寧靜相契合。因而對菊花的欣賞,儼然成為君子自得自樂、儒道雙修的精神象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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